蔡金根:我与胜利水泥厂命运相系

发布时间:2019-11-04 11:38

  编者按:对于很多人而言,“小三线”是一个陌生的名词,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,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。四五十年前,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,从都市走向山村,生产军工,一呆就是十余年。岁月无情,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,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,却依旧记忆犹新。温故过去,才能烛照未来。今天带来原上海胜利水泥厂职工蔡金根的口述访谈,听他讲述在胜利水泥厂艰苦又充实的日子。

  简介:蔡金根,生于1942年,上海人。1970年开始在安徽宁国的上海胜利水泥厂工作。历任打铁工人、五七联队负责人、新厂筹建部征地组负责人等。

  我生于1942年的上海,我家里条件很差,虽然是上海的居民户口,但是没有自己的房子,家中母亲也瘫痪。1960年我成为上海水泥厂的一名工人。不满20岁的我,身强体壮,选择在水泥厂里成为一名打铁工人。其实在宁国建水泥厂之前,我去过一次宁国。宁国的胜利水泥厂是上海老厂的分厂,仍属于一个单位,所以在1969年夏天,宁国的胜利水泥厂基本上定下来后,让我们厂派几个人过去看一下,选定厂址。1969年下半年,我们厂里派出一辆车,载着我们一群人到宁国,我们当时就住在宁国招待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和宁国胜利水泥厂是有一定的缘分的,也许就是在冥冥之中,我和这个水泥厂命运相系。

  我是在1970年11月,搭着厂里到安徽的一辆货运车到达宁国。我还清楚地记得,当汽车到达时,一位农民牵着老牛来看汽车,他问这个是什么家伙,吃什么东西的,还拿出一些稻草想要给汽车吃。当时的农村没有见过汽车,农民从来没出过山。我到宁国的时候没什么行李,身上只有一点点积蓄。当时家里穷,我还没有结婚,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,是个农民。

  1971年春节回到上海结的婚,当时也没什么钱,只有36块。结婚之后,我的老婆不能待在城里照顾我的母亲,因为当时计工分,一个工分就是几分钱,为了生活没办法,她也只能待在农村。对我来说,尽管自己有思想包袱,但是工作还得做,我就继续在厂里搞安装设备。为了响应毛主席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 的号召,为了让毛主席睡得好觉,真的很辛苦。

  我当时去的时候厂区什么都没有,连宿舍也没有,我们都住在牛棚里,后来又搭出来毛竹篷,虽然是临时的,但条件稍微好一点。我们建厂多亏了刘志余他们之前打好了前仗,跟地方关系搞好。我们的筹建工作都是依靠地方政府,当时的公社很支持我们。因为刘叔他们把地方关系搞好了,好多事都好解决了,有时候需要农民帮忙,到他们公社来,话一讲,他们公社武装队长就把人带到。我们逐步建厂,后来土木建筑、机工被调到施工室,就开始建厂房、建宿舍。上海胜利水泥厂当时去参加筹建这个厂的人加起来三百个不到,其中也包括从外地夫妻俩一起调到这个厂当正式工的人。在筹建时期,我们都在做工,我是打铁工,做一些设备配套的东西,大家都没日没夜得干,都挺辛苦的。因为我们要赶在1971年12月26日前投产,要向毛主席献礼。

  宁国的这个水泥厂当时是作为上海胜利水泥厂的分厂,组织体系都留在上海老厂,我们早一批的支内职工的户口也都保留在上海。1972年又来了一批工人,他们从闵行区四个大厂——重型机械厂、汽轮机厂、电器厂、锅炉厂,他们作为无去向培训,和我们支援小三线建设是不一样的。当时来了很多年轻女孩子看到我们厂这个场景吓得都哭了,闹着要回去。后来来的人多了,有的是土建公司里的学徒工,有的是中专生,他们统统都是无去向的,甚至后来的海运学校的、美术院的都来了。1972年底,临近春节,我们要回家探亲,但是1972年刚进来这一批,是不能回家探亲的,厂里不批准他们的假期,得知这个消息后,他们都气得嚎啕大哭。我们当时的探亲假有十天,如果平时加班,加班的时间可以作为调休,也可以请假回家。我有时候有工作上的需要,要回到上海老厂里面修东西,对于我来说,回家的机会还挺多的。

  厂房落成,生产也随之而来。宁国的胜利水泥厂一共建成三个车间,真钱炸金花,一车间是矿山,负责开矿,将开采的石头送下来生产;二车间是生产车间;三车间是机修车间。我当时就在三车间工作,三车间那有大概一两百人,主要负责机修,处理电焊、修理、起重问题,像厂里的机器、车都是三车间负责维修。我在三车间还是做打铁工,我们也给热炉轮作煤粉,轮作和打铁一个岗位,工作也一起做。直到1975年我才脱产出来建设五七连队,我在五七连队当负责人,主要管人事培训,包括给班组长、干部这些人做思想培训。后来厂里又设立了工委、医务室这些科室,1974年又建起子弟学校,水泥厂的规模逐渐扩大,制度建设也逐渐完善起来。

  水泥厂建成四周没有建围墙,厂里的路畅通无阻,农家老牛也常在我们厂区闲逛。厂里的设施便利了当地的农民,他们家家户户都挤到厂里的浴室洗澡,甚至,还有妇女把她的澡盆带到浴室里洗澡。厂里的锅炉房日常供应开水,附近的人都免费来打开水,我们的供应站免费开放。但是职工和当地农民的摩擦也存在,我们厂里会放露天电影,但是看电影要买票,农民都不想买,他们想看免费的,不给看就要打架。有时厂里浴室使用紧张或者开水供应不足,如果我们厂限制农民来使用,他们就会吵闹,甚至打架。对于这种情况,厂里无可奈何,厂领导开始想办法,坚持每天检查,建立起制度管理,情况就相对好一点。

  1976年,我在五七连队干了一年不到就被调到了新厂的扩建指挥部,因为我们要建大厂。我当时在指挥部的征地组,专门到地方上征地。1976年新厂招工,征地工招三百个人,铁路专运线招三百个人,一共招了六百个。一部分征地工是在老厂征的工人,还有些是当地招的农工。我们当时征地的要求是达到8888亩,这8888亩地包括了老厂厂区、矿山以及新厂的厂区。我们征地组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的跑,也跑生产队。但是当地有些人却很捣蛋的,不配合。当时我们征土地有个财产补偿标准,每棵树都要折算,最细的松树直径五公分大概就几毛钱,超过五公分的价钱就翻上去了,十公分可能一块或几块钱。我们征到了这个队长的土地,他晓得要投机取巧,把小的树弄成大的。树木如果用尺子量的话是卡不死的,所以我想了个办法,我职业是机修,我把一些铁板加工一下,做成五公分、十公分、十五公分若干个工具,这样测量就能防止作弊。我们征地需要到省里去要批复,征地批文下来以后,每张合同都要山门公社盖章。对于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厂部班子也很担心的,杨厂长分管我们那个部,他带我们到山门公社去盖章。但是山门公社负责人把章给我,说小蔡你拿去盖,最后这些章都是我盖的。杨厂长对我们很满意,认为我们跟地方关系搞得很好,相处得很和谐。最后所有要求征的土地,我们基本上都征下来了。

  对于厂里的大部分职工来说,大家主要生活在厂里,所以一般都在食堂吃饭。我们食堂的物资大部分都是从上海运到安徽,油、盐、酱油都是从上海运过来。弄一些荤菜,可以用水泥去和当地住户交换,鱼基本上是从大水库里用水泥交换。有的人在那边结婚了,夫妻两个才会在那边自己烧,星期六星期天自己烧饭。有一些人会自己烧饭,他们要到港口去买,因为我们厂旁边没有菜摊。有时候会到老乡那里买,买一些鸡蛋或者鸡。我基本在食堂吃,有时候朋友之间聚一聚,买点菜烧一下,喝点小酒。这也算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吧。

  1978年2月我们接到调令,我跟刘师傅是最早的一批,三十几个人,一起回上海。当时厂里还留下了一批,我们能先回到上海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上海户口的最早一批支内职工。支内职工有几种情况,一个是做领导,调到宁国胜利水泥厂做领导是少数,一个是技术骨干,要建厂,技术少不了,还有的是自己要去,这些属于老革命,是先进人物,还有一个情况,是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或者配偶由农民变职工,夫妻俩调过去成正式工,他们户口迁去了,待遇也提高了。但是分配进去的职工,户口迁到安徽的职工,是不能先一批回上海,他们是后来中央统一政策回到上海的。接到调令前,我正好在上海过春节,那年春节我母亲刚过世,接到调令之后,我们回到安徽去取行李。1978年2月我们三十几个人回到上海,先到建材局去报到。我们一起组建上海水泥公司,但是没有成立。后来回来的宁国老厂的大部分职工,大概是两百多人,主要是去了上海金山水泥厂,没有回到上海水泥厂。

  实际上我没有在上海水泥公司待多久,后来就去了宝山水泥厂筹建处。这个厂原来和宝钢配套的,后来这个厂也下马了,好多人都调走了。我在宝钢水泥厂待的时间长,直到1987年我才离开。后来我去了之前在宜山路的上海建筑防水材料厂,到那儿搞基建。到了2002年,我就退休了。

  我在安徽待了八年,认识了很多人,结交了很多朋友。对我来说,我去的时候抱着不甘心去或者说是无奈的选择,但是在安徽的这八年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。离开安徽的时候依依不舍,这些年还挺留恋当时的艰苦又充实的日子。不管当初怎样,我在安徽待了八年,对它的感情仍是在的。

  (原载任光淼主编:《追忆胜泥足迹 难忘辛勤耕耘》,2018年印刷。鸣谢项目: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”;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”;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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